中兴公司被一纸禁令制裁，在中美之间贸易战阴云的背景之下，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中国公众舆论的广泛关注。

　　 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战争，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为什么美国在高新技术层面，始终对中国进行如此严厉地严防死守？中国是否能像韩国那样加入“瓦协”，从而获得技术转让与输出，进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是否能够最终赢得这场命运之战呢？

　　 要解释清楚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首先回顾过去几百年隐藏在国际风云中的一条暗线，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战争与专利暗战。

　　 要说清楚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战争与专利暗战，首先要搞明白专利的本质是什么。

　　 无论是不是专利行业的人，都有一种基本认识，专利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但是我敢说，即使是这个行当的资深人士，很多人对于这个本质问题也存在模糊的认识。

　　 我要告诉你，专利制度最初是源自一种不得人心的“暴政”，你可能就更加意外了。

　　 这事还得从国际贸易的霸权兴替讲起。

　　 “专利”的诞生源于政府缺钱

　　 在作者公众号（北山浮生谈古论今）国际贸易系列文章中，追溯了从葡萄牙大航海开启的国际贸易霸权的六百年争夺战。然而，将制造业与技术创新作为国际贸易的支柱，并将其作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最早应当追溯到十六世纪的英国。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是当时的头号霸权，掌握了国际贸易航线以及广大的富饶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

　　 对，你所耳熟能详的“大英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并不是英国人原创的，版权应当属于西班牙人。（如果有版权的话）

　　

　　 西班牙日不落帝国

　　 西班牙自认为是天主教的代言人，而英国则是新教国家的领头羊，无论是地缘形势还是意识形态斗争，西班牙都要谋求全方位遏制、甚至颠覆英国的新教政府。英西在政治军事上全面对抗，在产业上却是互补的关系，西班牙占有大量的金银矿，利用金融优势，将毛纺织业等制造业外包给英国。

　　 西班牙是金融高富帅，英国则是苦逼的制造业打工仔，西班牙谋求与英国接触，对后者进行“颜色革命”。

　　 一切都仿佛如今中美关系的古典版本。

　　 当时的斗争形势比当今的情况要严峻地多。西班牙派遣了大量特务对英国进行秘密渗透，策反官员和贵族，密谋掀起武装叛乱，甚至图谋暗杀女王，英国则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特斗争，派情报人员盯梢，进行严密的言论管制。

　　 这种状况可能更接近冷战前期的中国形势。

　　 英国的新教徒被断了所有的退路，就算认输投降，下场也将是被挂上火刑柱。在伊丽莎白一世之前，她的信仰天主教的姐姐玛丽一世曾经使得天主教势力短暂复辟，结果在英国国内引发了残酷的火刑审判，因此玛丽一世又被称作“血腥玛丽”。酒吧里的“血腥玛丽”鸡尾酒，正是由她的事迹而得名。

　　

　　 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作为后发国家的英国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对咄咄逼人的西班牙进行坚决抵抗和反击。相比于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英国当时是一个穷国，没钱显然无法支撑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

　　 为了筹钱，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政府打破了所有传统约束与道德底线，向商人以及其他有能耐敢于冒险的民间人士，发放大量的特许经营权。

　　 其中，针对国内土地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就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针对海外开拓贸易航线与殖民地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是弗吉尼亚公司、东印度公司等海外拓殖公司；

　　 针对海上劫掠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是以德雷克为代表的皇家海盗群体；

　　 针对特定产品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则是近代的专利制度！

　　 当海盗打劫有遇上风浪、被人反击等巨大风险，探索殖民地开辟新航线也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不测，投资研发新产品也是一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英国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给这些冒险者未来回报的许诺，政府也可以从未来的回报中抽成，从而实现个人与政府的双赢。

　　 以上几类特许经营权，从金融的角度理解，原理是完全相通的：用暂不存在的预期收益作为激励，驱使创业者进行前期投入，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追逐利益。

　　 这些活动的预期收益为什么会那么丰厚？因为特许经营权具有垄断性，必将带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收益的资本回报！

　　 正是这种高额的回报，吸引着冒险家们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追逐，马克思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学政治经济学课本上都有，这里就不赘述了。

　　 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专利制度，是资本主义推动社会发展最核心的精华部分。

　　 皇家海盗，海外殖民地、东印度公司，是支撑英国崛起的三大支柱，而英国崛起的核心因素——英国的制造业，则是由专利制度所催化。专利制度促使英国人不断改善产品，是发展制造业的制度源泉，也是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

　　 但是细细一想的话，这里面其实存在深层次的矛盾。

　　 垄断 (Monopoly)的含义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是指通过设置各种形式的准入壁垒限制他人参与竞争，垄断者在市场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调节价格与产量，从而榨取到超额利益。

　　 我们都知道，垄断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是十分有害的，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成本，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各个国家纷纷出台《反垄断法》来限制垄断的出现。

　　 很显然，专利正是一种法律授予专利权人的垄断权力。对于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就是一个垄断者，由于竞争被法律所排除，专利权人可以在市场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调节价格与产量，从而榨取到超额利益。

　　 在了解了专利和垄断的含义之后，就会冒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专利明明是授予少数人牟利的垄断权，是一种天然的“暴政”，它后来怎么就演变成利国利民，促进技术进步的专利制度了呢？

　　 欲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明白，英国为什么要搞万人唾骂的“圈地运动”。

　　 专利与圈地运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专利，就是在技术领域的“跑马圈地”，这在专利圈内是心照不宣的“常识”。

　　 因此，要想了解专利的本质，不如先搞清楚它的原型——“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在英国大面积开展，是从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的时代开始的。

　　 圈地运动不仅将原先的耕地变成了草地，而且把大量的公共土地也圈占起来养羊。这种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居然还得到国王的支持，归根结底是因为羊毛价格的上涨。

　　 同样一块土地，圈起来养羊比采用古老的耕种方式或者其他生产方式，获得的收益要多得多。如果多出来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所有人的收益都会上涨，地主圈占土地的行为自然应当得到大力鼓励。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首先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垄断者都是贪得无厌要获取超额利润，因此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农民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圈地运动的发展，使得英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从经济的角度上可以理解为圈地与反圈地的斗争。

　　 十六世纪的人们无法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而将其归结为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天主教徒、坚持理想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所控诉的“羊吃人”，都是实际发生的血淋淋的现象，他的理想是人人自由平等的共同拥有财富，认为引发圈地运动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极力打击倡导私有制的新教，因为忤逆了国王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的意愿，最后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莫尔死后，他的理论成为天主教打击新教的工具，天主教徒们攻击新教使得社会道德日益腐化堕落，才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导致种种人间悲剧。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响应天主教的号召，掀起了很多大大小小规模的骚乱，来反抗圈地运动，反抗惯例或所有权的改变。其中较大的就是1536年的求恩巡礼暴乱，以及1549年的“扎营之时”暴乱。

　　 新教改革派为了证明新教改革的正当性，必须应对这一“合法性危机”，从理论上说明圈地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圈地引发农民流离失所是不争的事实，无可辩驳，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新教理论家们最后终于找到了捍卫自身立场的角度，这就是“联邦”（Commonwealth），其实翻译为“公众利益”更为恰当。

　　 以剑桥大学民法学教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为代表的新教理论家们，在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写了很多小册子来宣传他们的公众利益理论。他在1549年撰写的一篇题为《论英国本土的公众利益》的文章，可以说是集英国公众利益理论于大成。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刻反思了当时存在的严峻社会问题。他没有站在某个特定群体的立场，指责其他个人或群体的道德沦丧，而是试图理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动机和压力，从而理解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他罗列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看待公众利益时持有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史密斯爵士试图找出一种让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和解的方法，最终找出的解决之道是：虽然每个人在“最大利用其所有来牟利”上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权利“不能滥用……不能破坏公众利益”。

　　 一句话总结，史密斯爵士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可以尽最大可能追求利润，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最好能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公众利益。

　　 用今天的话来说，天主教攻击新教分蛋糕分得大小不均，而新教辩解说，我们把蛋糕做大了，虽然资产阶级分的更多一些，但是所有人得到的蛋糕都比以前更大，这是一种“增量式改革”，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平衡，这就给了“圈地运动”以道德立足点。

　　 托马斯·史密斯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思想在当时的英国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他的思想一方面包含资本主义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理念以促进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又包含社会主义中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以缓和社会矛盾，后者也是“济贫税”（1536年）、《济贫法》（1601年）的思想根源。1560年，伊丽莎白政府颁布了《工匠法》，规定了工人工资应当与物价水平挂钩，1563年颁布的规范圈地行为的法律，限制“恶”的圈地行为，鼓励好的圈地行为，都是出自于这一思想。

　　 以效率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从公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可以在托马斯·史密斯的观点中找到源头，因此托马斯·史密斯也被称作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

　　 如果“公众利益”的范围仅限于英国人的话，史密斯爵士的理论创新，给了伊丽莎白所授予的所有垄断专营权以道德立足点。例如，皇家海盗打劫的是西班牙商船，提升了英国人的财富；开拓海外殖民地，增加的是英国人的财富，发展海外贸易，也增加英国人的财富。而专利，则是授予一种新产品以垄断权，由于这种产品是以前没有的，因此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提升了英国人整体的利益。

　　 可以看出，伊丽莎白一世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她制定的英国各项政策的重点，从一般国家通常关注的如何分蛋糕，解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做大蛋糕，解决所有英国人整体提升财富的问题。正是这一改变，使得资本主义既具备利益驱动，又具有道德的外衣，从而奠定了英国崛起的基础。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世界政治规则变成了：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重要的话说三遍！

　　 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是由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地理大发现的经济学意义，是打破了欧洲长期的经济停滞，开启了广阔的增量经济蛋糕的获取空间，使得一切打破陈规，开拓进取的冒险行为有了获利的可能性，从而使冒险者获得极大的激励，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不断增长。

　　 地球上的土地和资源终有极限，地理大探险终有到头的一天，但是由于专利制度的诞生，使得技术领域抽象的“地理大发现”永无止境。

　　 专利证书，正如颁发给探险者的海外殖民地的专营许可证书，技术革新带来的获利空间，就是专利权人的“经济殖民地”，激励人们像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那样，在技术领域永无止境地开拓进取。

　　 我们已经知道专利制度对于创造新增财富的巨大意义。那么如何理解这是一种暴政呢？

　　 从专利引发的暴动和革命

　　 "专利"这个概念并不是英国人首先发明的，中世纪的欧洲各国都有类似的早期"实践，威尼斯甚至还出台了专门的专利法规。专利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早，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厉王在位期间，为了改善朝廷的经济状况，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原本是公共享有的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国人进入谋生要缴纳税金。这项“专利”政策引发国人非议，周厉王又来个“止谤之策”，就是导致“道路以目”、被称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那个倒霉玩意儿，从而最终导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需要注意的是，西周的国人，并不是平民，相当于英国的贵族阶层，国人会议就相当于英国的国会。

　　 本质上，厉王专利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如出一辙，将原属于公众利益的公共土地圈占起来，供少数人牟利。从“厉王专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专利制度最初是一种王权背书的“暴政”，它是用少数人的垄断权对抗公众利益。因此不得人心是自然的。于是，并不稳固的周天子王权，由于采用了不得人心的“专利”而倒台。

　　 英国历史上专利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与西周的“厉王专利”及其之后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经历了国王推行专利、国会非议、国王与国会之间斗争，直至发生暴动、建立共和制度。只不过英国历史上这段历程很长，经历了三个国王，并且过程也曲折得多。

　　 伊丽莎白一世的年代是英国历史上王权的高峰，伊丽莎白在英国已经被神化，尤其是1588年英西大海战战胜西班牙之后。因此女王签署的授权证书虽然看起来是薄薄的一张纸，那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尚方宝剑”，在授权范围内可以“便宜行事”，那是替女王办差，谁敢反对？周厉王实行专利搞不定，伊丽莎白以她的超级号召力推行专利，就能推行得下去。

　　 在各种大力开辟财源的政策下，英国硬是跟当时的欧洲霸主西班牙打了个平手，还能暗中支援荷兰革命。但是在伊丽莎白之后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威望和权柄一个不如一个，王室财政日渐窘迫。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与明朝晚期是同一时期。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大量金银带来的充裕流动性，引发了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贸易的空前繁荣，并在英国、法国、荷兰、明朝都造成了面向外贸的工商业阶层的崛起。

　　 所以这些国家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崛起，传统的农业税的税基越来越匮乏，工商业虽然发达，但是这些财富控制在权贵阶层手中，这帮人都是抗税高手，政府很难从中收税。由于外敌的挑战，政府又急需金钱，如果要强行收税，要么引发大规模动乱（法国、荷兰、英国），要么引发国内政治的空前对抗（明朝）。

　　 这段时间内，英国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力量不断增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随着财富两极分化不断跌入深渊。据历史学家测算，一百年间，物价上涨了八倍，而工资只上涨了三倍。与此同时，英国人口从二百万上涨到五百多万。

　　 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已经开启了显著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到了查理一世时期，伦敦人口达到五十万，相当于英国全国人口的1/10，这一比例一直延续到今天。伦敦不仅成为英国第一大城市，也是欧洲第一大城市，此前一直保持这一纪录的巴黎，同期人口只有伦敦的一半左右。与此同时，英国第二大城市人口仅两万。可以说，伦敦是牺牲了广大农村以及其他城市发展起来的。大量人口失去了土地，只能去大城市寻找谋生的机会，聚集在首都伦敦成为“伦漂”，然而伦敦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很多无所事事的流浪汉在伦敦街头上四处晃悠成为街头一景，社会治安不断恶化。有人运气好能找到临时性的工作，但是干几个月后就又复归失业，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那些人，“穷忙族”也是其中的主流。

　　 如果抹掉时代背景的差异，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与阿拉伯之春爆发前的中东，社会情况极为雷同。大量失业半失业的贫困一族，在现实困苦的打击下，心中的愤恨不断地累积，这种愤怒需要找一个发泄的出口。有人站出来说，是国王的专制导致大家贫困的，打倒独裁者实现民主，我们就幸福了！正如今天的中东诸国一样，英国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内战。但不同的是，英国当时没有外来势力干预，在内战中完成国内势力整合，排除了各种杂音，最终完成了统一；而中东诸国就惨了，在大国地缘势力博弈之下，伊拉克利比亚已经基本成了地理概念，未来几十年都看不到重新统一的希望。

　　 对于英国国王来说，不能加税就只能想别的办法筹钱。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为了垄断的专利权所支付的额外费用，相当于一种间接税，间接税不是直接针对人头征收，因此不容易激起人们的反抗。

　　 于是，缺钱的国王詹姆斯很快就发现，伊丽莎白一世留下来的专利制度不错，不用费事又很来钱，他就批了很多专利，能批的好批的方便批的，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已经批的差不多了，现在再想批只能开阔一下思路，于是淀粉、玻璃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也被纳入个人专营之列，据统计，到1621年，英国共计有700余种专利商品。有的专利甚至赋予权利人以一定价格发放经营许可证或者赦免罪犯的权利。 

　　 各种生活必须品都搞成了私人专卖，垄断就意味着加价！这还不算，连政府的一些要害职能（类似当代中国的发改委、经贸委、检察院的职能）也被詹姆斯一世稀里糊涂地批出去了。

　　 垄断专利权人借着手中的垄断专利权独占市场，并利用手中的权利肆意搜捕、处罚。垄断专利的滥用，使它完全背离了当初的促进技术开发与引进产业发展政策的本意，变为擅权者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无数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导致民怨沸腾。

　　 国家缺钱，利益阶层不肯向外吐钱，那就只能变本加厉地搜刮底层穷人，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一定会想到，这就是王朝末期的征兆啊！明朝就是这么灭亡的。国王的倒行逆施，正好给了利益阶层对王权下手的口实。

　　 国会先后于1606年、1610年、1614年提出了限制王权、反对滥用垄断授权的多份议案，但因国王不予理睬而毫无实际效果。1616年，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1552-1634年）因为拒绝按国王的一些幸臣及司法部长弗朗西斯·培根的要求授予国王专利而被免职。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大家耳熟能详，结合到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这句话的完整表述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可以形成专利，而专利可以带来金钱，有了金钱则有力量！

　　 1621年，英国卷入到被称为“三十年战争”的德意志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耗费惊人，当时欧洲所有政府都因为这场战争宣告破产。英国政府也是濒临破产边缘，被迫召开国会筹钱。国会则趁机对国王发起反击。在国会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国王被迫撤销了一些专利，并同意由法院对其余专利实行公开审查。

　　 到了1623年，国会乘胜追击，通过了《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并于1624年正式实施，这就是英国的首部专利法。

　　 《垄断法规》的序言中指出：“高贵的国王基于英明的决断和国民的福祉与安宁，践行1610年向全国所有国民印行的、体现了本国自古以来的基本法律精神的原则——所有垄断授权都不与神圣的法律相违背。不过，由于错误的信息和假冒的公共利益，许多垄断被不当授与并非法实施，导致民众不堪其苦，怨声载道，这既与神圣的法律相违背，也不符合前述陛下的崇高意愿。为此而制定本法。”

　　 《垄断法规》在宣告“一切垄断非法”，剥夺王权任意授予专利权的同时，将基于新技术的发明垄断视为例外，为新产品的第一个发明人授予专利证书，提供不超过14年的独占保护。据统计，从1624年到1851年为止，英国总共颁发了13023项专利，这些专利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技术进步，对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专利权是专利人的独占获利权与公众利益相互平衡的产物，体现了托马斯·史密斯关于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互平衡的“联邦主义”思想，是伴随王权与国会相互博弈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垄断法规》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的一次成功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挑战。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垄断法规》是英国资产阶级限制君主权力的开端。这一法案的出现，证明了君主的权力是可以被法律手段加以限制的，这就给了资产阶级们以极大的信心。王权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是万分生厌的东西，既然已经被切下一刀，他们自然会生出得陇望蜀的想法，王权其他不顺眼的部分就更显得丑陋，恨不得继续依法炮制，把王权彻底关到笼子里。这一切斗争的终点，则是1689年标志着英国君主立宪制建立的《权利法案》。

　　 从这个意义上看，1624年颁布的《垄断法规》，是英国资产阶级射向封建王权的第一枪，实际上也正式揭开了通向英国内战的序幕。

　　 解决了英国为什么要推行专利制度的问题之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专利这种垄断权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放在今天的环境中，其答案只有一句话：

　　 竞争会促使技术进步，但是过于充分的自由竞争，会扼杀技术创新。

　　 我们都知道要鼓励创新，只有创新技术才能进步，产品才有更高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高的利益，推动整体社会进步。但事实上，产业上的技术创新是一件风险很大，成本很高的事情，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创新基本是一件无利可图的事。

　　 创新者首先需要积极研究，付出研发成本，才能获得创新技术方案；在获得创新方案之后，要购买原材料、设备组织试生产；生产出样品后，还要检测样品是否达到预先的设计要求，如果有偏差，要修改技术方案，重新安排生产，这一过程可能会多次迭代；最后好不容易生产出新产品投放市场，创新者心想这下可以发财了，前期投入不仅可以获得补偿，还能大赚一笔。可是没想到，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仿制的产品，由于成本更低（没有前期研发成本投入，显然成本低），比自己的产品卖得还好，自己的产品反而无人问津，别说大赚一笔了，前期投入都没收回来。 

　　 为了鼓励积极创新，政府必须对市场竞争行为加以调节，从法律上给创新者市场垄断权，使其能从创新中获利。这个垄断权，并不是只能由专利权人使用专利方案，也包括如果其他人要使用专利方案，必须向专利权人缴纳合理的费用，称之为专利授权费。

　　 从利益的角度分析，专利是一个典型的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故事：由于做大蛋糕需要付出代价，必须给做大蛋糕者以超额的利益加以鼓励，否则谁还会苦哈哈地去做大蛋糕？等着别人做大蛋糕后，一哄而上去分食就好了嘛！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专利毕竟是一种垄断权，专利保护过强会破坏公众利益，也会阻碍创新。例如美国的非专利运营实体（NPE，俗称专利流氓）过于泛滥，大量侵占了正常公司的合理利润，就是对专利权人保护过强造成的。高通公司利用大量基础专利收取高额专利费，实际上也对通信技术的后续演进开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对外国专利保护过强，对于本国企业的成长就会造成损害，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此，权衡专利的保护力度，是一项非常伤脑筋的工作。

　　 号称专利制度最完善的美国，在其历史上不断地根据实际需要，对专利保护力度进行调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完全废除了专利保护，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专利制度被认为是大型托拉斯攫取超额利益、导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激起了很大的民怨，因此专利保护一度形同虚设。

　　 从实质上说，专利是国家授予给发明人的、具有一定时限的、基于技术创新的市场垄断权。其中“基于技术创新”保证了做大蛋糕，而具有一定时限，保证了这种市场垄断权不会过于滥用，侵害公众利益。时限到了之后，专利技术方案就无偿贡献给大众，成为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技术方案。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对此有一句非常形象概括：“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