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博”商标案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2019）第153663号关于第1278XXXX号“某博”商标撤销复审决定，维持了诉争商标有效性，撤销申请人不服，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后认为，某博公司于商标撤销复审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一中，某博作为购买人签订的采购合同显示“合同标的物名称、规格、数量……以甲方下达的《产品订货单》为准”，但某博公司未提交《产品订货单》，该合同亦未显示签订时间，其手写的送货单、收据均为自制证据，亦无法与合同相对应，即使以上事实存在，也不能证明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已经实际进入了流通领域；证据二中的销售协议、出库单、入库单、收款收据均为自制证据，证明力有限，并无发票佐证履行情况，其中出库单、入库单未显示诉争商标，不足以证明销售协议得以实际履行；证据二中由经销商销售给他人的销售单为自制证据，在名称栏中显示商标为“某博”，而某博公司在11类商品上注册有694XXXX号“某博”商标，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上述销售单是否指向诉争商标，且上述交易并无发票佐证履行情况。某博公司所提交的凯里市某辉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其于2014年至今销售带有诉争商标的商品，但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凯里市某辉公司成立于2016年，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况，某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商标在该期间内在对应的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该决定，由该局重新作出决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诉争商标权利人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2021）京行终6761号”判决，虽然上述证据并非合同与发票逐一对应，但并未明显违背一般的商业惯例，同时相关证据涉及主体较多，商品较多，并具有一定的销售数量，以严格审查的视角，亦未存在明显瑕疵。因此，在严格审查并结合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下，上诉人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该商标于该期间内在商标核准注册的商品上进行了实际的使用，遂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10889号行政判决并驳回撤三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案表明，法院对自制证据采取“高度盖然性”审查标准。

   商标实际使用中，若主要识别部分与注册商标一致，即便存在细微差异（如字体调整），仍可被认定为有效使用。此外，行政诉讼阶段提交的指定期间外的补充证据，如能证明持续使用意图，亦可作为参考。

在（2018）京行终1458号“亮蝶”案中，北京高院认为虽然丁某实际使用的商标与诉争商标在字体上略有差异，但经审查上述差异属于细微差别，未改变其显著特征的情形，故可以视为使用。如果诉争商标权人在指定期间虽没有使用商标，但确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并进行了必要准备，则指定期间之后的连续使用行为证据也可以用来佐证权利人的真实使用意图。[7]

在（2020）京行终1531号“兰博基尼URUS”案中，北京高院认为兰博基尼公司作为诉争商标权利人在指定期间虽没有使用该商标，但确有真实使用的意图，并进行了必要准备，特别是诉争商标指定使用的车辆现已在中国市场销售，指定期间之后的连续使用行为证据也可以用来佐证权利人的真实使用意图。认定诉争商标不属于“连续三年不使用”应撤销的情形。